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为0.34‰。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1-2015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数都在1600万之上。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当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2017年的出生人口达到1723万人。2018年之后，随着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生育势能基本释放，出生人口出现下行趋势。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了1523万人。201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下降到1465万人。2020年则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当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2021年出生人口又较2020年下降了138万。
为什么中国2021年及近几年出生人口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低生育率对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前生育政策的重点是什么？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
翟振武表示，育龄妇女总体规模下降、当代年轻人婚育推迟以及社会发展带来的生育意愿下降是2021年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三个最主要的原因。此外，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续也压抑了部分的生育需求。
长期来看，我国的生育数量将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我国的生育率回升仍有一定的空间。当前的重点要关注支持生育的配套政策，建设生育友好的总体环境。
翟振武 图源：中国网
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下行的三方面原因
南都：为什么这几年的出生人数持续大幅度下降？
翟振武：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育龄妇女的人数这几年在大规模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假定生育率不变，出生人口也会大量减少。大约在1984-1990年之间，我国曾经存在一个生育的高峰，当时中国出生了一大批孩子，最多的一年生了2529万人（1987年）。这一批出生人口的生育期大致上应该是在2010-2020年之间。可以看到，2010-2015年之间，每年的出生人口规模还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育龄妇女的规模比较大。
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的严格实施，每年出生的孩子数量开始大幅减少。这意味着，在大约20-30年之后，我国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妇女的数量也会快速下降，这正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一个变化——育龄妇女数量开始大幅下降，这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的一个直接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现在年轻人婚龄、育龄的不断推迟。之前，年轻人差不多23岁就结婚，在二十四五岁生育了第一个孩子。但目前人们的平均初婚年龄是26岁多，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我们的社会仍然处在婚育年龄的不断推迟的进程中，出生人口会较之前下降。
第三个原因是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生育意愿降低。这种下降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变化过程。而且，这几年，很多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经济社会因素还在进一步强化，这也推动了生育率走低。
举例来说，我国人均收入已经从2000年的几千美元达到了2020年的一万美元，过去20年，人均收入几乎增加了10倍。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也提升很快，大量年轻人进入大学读书深造。城市化水平在2020年已经达到了大约64%。这些都是影响生育行为的社会发展因素。
另外，也不要忽视生育本身直接相关的因素——生育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包括房价、生活成本、孩子的教育支出等。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生一个孩子完全不是以前“多加一把米”的概念。二十三四岁，刚刚大学毕业，如果读研，毕业就更晚，要面对就业压力，工作几年才能打好经济基础，结婚可能也会比较晚。现在流行一个词“躺平”，都躺平了还怎么考虑生孩子。这些都是过去十几年快速变化的影响生育的因素。
针对最近这两年的特殊情况，我想还要加上一个特别的影响因素——新冠疫情大流行，一些人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也推迟了生育计划。
南都：育龄妇女的人口数量会呈现怎么样的变化？未来几年，育龄妇女数量下降，是否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会更加明显呢？
翟振武：我国育龄妇女的规模未来几年还是会继续下降，但是下降了几年之后，会处于一个平台期，不会继续大幅度下降，可能还会有所回升。出生人口简单讲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生育妇女的人数，二是生育率的变化。如果生育率保持不变，育龄妇女的规模回升，那么出生人口数字也会回升。
但长期来看，我国的生育率今后恐怕会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欧美、东亚现代化的国家也都是这种情况。低生育率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仍然在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保持在低水平上可能是大势所趋。
各种降低成本、支持生育的配套社会经济政策是否有助于提升生育率，要看政策落地的效果，但要想大幅度提升生育率（比如将总和生育率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恐怕是做不到的。
我国生育率水平仍有回升空间和潜力
南都：在之前的生育政策调整时，学界认为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存在较大的回升空间和潜力，这种空间和潜力现在还有吗？
翟振武：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大概在1.8-1.9左右的水平上。这意味着，很多人是想生2个孩子的，有人只想生1个孩子，还有人想生3个孩子，但是最后结果是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当年的总合生育率只有1.3。所以各类生育配套政策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空间。各类生育支持政策还应该以更大力度实施，包括出台新的政策，加强现有政策的落地。虽然有空间，但我们也要看到，生育率提升的幅度可能很有限。
南都：出生人口数量未来会不会持续下降？可能还会回升或者波动？
翟振武：出生人数和生育率不一样，出生人数受每一年的各种情况影响很大。短期内我认为疫情过去后，出生人数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但是同样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回升的幅度不会很大。未来，根据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育龄妇女的总体规模如果有回升，出生人数也会有一定的回升。长期看，出生人数将处于下行的趋势。
南都：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对2021年出生人口有何影响？
翟振武：三孩生育政策是在2021年5月第一次公布的。2021年出生的三孩都是在政策出台以前就已经怀上的，严格讲和三孩生育政策的关系不是那么大。三孩生育政策的效果至少要看2022年，但是2022年如果疫情仍然是大流行，可能又会压抑掉部分的生育需求。三孩生育政策其实更是一种政策取向，要看长期。人们生二孩都有很多顾虑，生三孩的情况本来就很少，估计能增加的出生人口仅有5%，之前我们也做了分析，因为三孩政策一年多出生的孩子可能也就四十万左右。三孩放开会不会生育率就提高很多？恐怕不会。我觉得现在生育政策调整更需要关注的其实是生育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这是更重要的。
低生育率可能会带来的冲击
南都：在之前生育政策调整时，你更主张平稳地过度。现在生育率持续下降是不是一种突降，是否是另一种不平稳，这种状况会有什么冲击？
翟振武：出生人数下降比较快，这意味着总体上老龄化的速度会提高，会加重老龄化的各种对社会、对家庭的挑战。比如，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家庭养老的问题会更突出。另一方面，出生人数下降较快，意味着未来15年后，进入社会的劳动力规模也会缩减，这对经济发展会产生影响。我们需要通过发展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用更少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技术水平的提升需要过程。可以说，出生人数下降加重了挑战的严峻性，但我们可以采取各个方面的政策来努力应对。
南都：在人口学看来，目前的低生育率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警讯吗？或者说是一个怎么样的讯号？您认为普通公众要怎么理解低生育率这件事？
翟振武：我想可以从3个方面来理解低生育率。第一，低生育率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这是各个国家都要面对的挑战。第二，低生育率要引起我们的警觉，总和生育率1.3或者更低的水平，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认为，如果生育率能够维持在1.5-1.6这样的水平，会更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生育率是偏低了。第三，现在各方面的生育支持政策还很不足，生育率的回升还是有一定的空间。政策如果实施得好，生育率还是有望一定程度回升。一些欧洲国家曾经生育率也跌倒了1.3-1.4，但很多已经回升到1.6左右，北欧国家也有回升到1.8左右的水平。低生育率，乃至于人口负增长，实际上是我们未来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希望这种变化的速度慢一点，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整各方面政策，来适应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社会结构。
距离生育友好还有很大差距
南都：根据之前的研究得到的结论，“到2020年，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支持政策等条件下，能够释放的二孩生育势能逐渐弱化、已近末端”。未来的生育支持政策应该更多考虑生一孩的情况？
翟振武：从终身生育率数据看，第七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如果观察我国40岁的妇女，没有生育过的比例不到5%。这些妇女过去15年基本上是在育龄期，绝大部分的人生了至少一个孩子。这就是说，一孩生育在我国还是比较普遍的。现在大家发现一孩生育数量下降，和婚育推迟有密切关系。很多人只是受各方面因素影响推迟了生育，但不是不打算生育，至少从终身生育率的数据看，终身不生育的比例不是很高。当然，未来终身不婚或者已婚不育的比例可能会提高，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一孩生育实际上还是总体上的生育意愿的问题，不存在单独的一孩生育意愿。不可能说妇女生育一孩的愿望比较低，生育二孩的愿望还挺高。没有一孩生育，当然也就没有二孩生育。生育政策的重点不是说关注一孩，而是应该关注总体的生育意愿，消除生育的压力和对生育的担忧，创造出生育友好的环境，这样的话，年轻人就会有更高的生育意愿。
南都：现在经常听到“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说法，在你看来，我们距离“生育友好”还有多大的差距呢？
翟振武：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根据中央要求，各省会有很多的动作，比如产假延长、给予生育多孩方方面面支持等，但我们距离“生育友好”还有很大的差距。
举两个例子，我们已经说了好几年，要建立完善的、普惠的0-3岁托儿体系，当夫妻生育孩子之后，不可能休三年，女性也要上班，没人照顾小孩就是对生育一个很大的障碍，解决的途径通常有2条，一是送到托育机构，二是找父母或者雇佣家政服务人员帮忙带孩子。全面两孩政策开始实施的时候，就讲要建设0-3岁托育服务体系，但目前即使在一线城市，0-3岁托育机构仍然是非常少，普及率仍然很低。
另一个问题是成本。生育养育的成本居高不下，现在还有上升的趋势，这也是不利于提高生育率的条件。实际上，高房价也是一种成本，也会影响到生育。
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还涉及到更多体系方面的问题，比如女性的就业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曲线是双峰型，年轻的时候比较高，到育龄期，妇女的劳动参与会降低，到育龄期过了，劳动参与率又回升。但中国的情况是，年轻时劳动参与率提升之后，就一直维持在高位。生育对妇女就业会产生影响，一旦为了生育辞职今后职业发展就会受影响，这种情况妇女可能就不愿意多生孩子。
南都：攀枝花出台生育支持政策，生育二、三孩家庭每月每孩发500元补贴。这项政策发布之后，很多人开始关注生育津贴制度，生育津贴能减少生育成本吗？
翟振武：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生育津贴当然有助于降低生育养育成本，但这种做法是否可以长期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不过，也需要看到，生育其实综合影响之下的决策，决定因素是方方面面的，如果只是某一方面单一的政策比较突出，效果恐怕并不会那么显著。有一些生育补贴当然好，那么带孩子的问题怎么解决？教育竞争的压力还是会有，妇女的职业发展困境怎么办？总体上，我觉得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讲求的是政策综合配套的环境建设，而不只是某一项政策。话说回来，整体上要有改变，是需要每个方面都不断地有政策推进，最后才能形成合力。攀枝花探索这样的政策当然是值得鼓励的。全国层面也在推动出台0-3岁幼儿抚育成本在个税中减免，虽然个人实际减免的钱未必很多，但这种政策取向是好的，也是值得鼓励的。
来源：南都记者 吴斌 编辑 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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